单纯多次的职业打假在扫黑除恶排查中会不会定性为恶势力？

单纯多次的职业打假在扫黑除恶排查中会不会定性为恶势力？或者是团伙犯罪？什么情形下会被认定恶势力？

现在不少职业打假当事人被刑事立案之后，家属内心最大的不安，并非仅仅是敲诈勒索本罪的定罪问题，而是担忧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排查背景之下，案件被拔高评价为恶势力。一旦恶势力的定性成立，不仅会带来量刑上的从重处理，还会直接改变涉案财产的处置规则，对当事人乃至整个家庭都将产生重大影响。今天我们结合两高两部关于恶势力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，从家属最为关切的现实角度，完整厘清恶势力的认定标准，厘清实务当中的认知偏差，区分什么情形下不会构成恶势力，哪些情形又存在极高的法律风险。

很多家属会存在几类高度趋同的疑问：当事人独自一人开展职业打假，累计作案数十起，在扫黑除恶排查的背景之下，案件后续是否会被追加认定恶势力；两三个人临时搭伙分工开展索赔，没有注册公司、没有固定组织架构，是否就属于恶势力团伙；如果案件最终被认定恶势力，当事人的合法收入是否也会被一并追缴没收。要回答上述问题，首先需要破除家属群体当中普遍存在的几大认知误区。

第一个普遍误区，将共同犯罪等同于恶势力犯罪。家属往往形成一种固有印象，只要有二人以上共同参与打假索赔，就属于恶势力团伙。但共同犯罪不等于恶势力犯罪，多人一起打假，并不当然推导出恶势力的定性结果。共同犯罪解决的是多人是否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的问题，恶势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，对组织形态、行为手段、社会危害作出的更高层级的评价，二者的法律构成要件完全不同，不能相互混同。

第二个普遍误区，将职业打假这一谋生属性直接等同于产业化黑恶牟利。很多家属担忧，当事人长期以此为职业，作案次数较多，就一定会被纳入扫黑除恶的打击范畴。但扫黑除恶打击的是产业化、使用软暴力的恶意索赔团伙，并非打击一切知假买假的维权行为。不能仅凭作案次数多、以此谋生，就拔高将职业打假案件评价为恶势力，司法裁判明确禁止主观归罪。职业化、多次作案，仅仅是行为表象，不能直接等同于 “为非作恶、扰乱经济秩序” 的恶势力本质特征。

第三个普遍误区，把三人以上参与直接等同于恶势力。部分家属看到办案文书中提及多名行为人，便直接推定案件属于恶势力。三个人以上只是恶势力的人员门槛，还需要同时满足手段、行为、危害后果全部条件，缺一不可。仅仅满足人数条件，其余要件不能成立，依旧不能作出恶势力的定性。

第四个普遍误区，认为扫黑排查就代表办案机关可以随意拔高案件定性。家属听闻扫黑除恶专项排查，便产生恐慌，认为只要涉及职业打假类敲诈勒索，办案机关就可以直接套用恶势力条款。常态化扫黑除恶要求精准打击，严禁扩大打击范围，对于恶势力的认定，必须严格恪守司法解释划定的边界，不允许脱离案件证据人为升档处理。

第五个普遍误区，临时合伙协作就必然构成恶势力组织。家属分不清临时合伙与固定纠集的区别，两三个人临时搭伙完成少量索赔事件，没有稳定人员结构，便担心直接被评价恶势力。恶势力所要求的 “纠集在一起” 指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组合，持续、反复的开展违法活动，偶发、松散的临时协作并不符合该组织特征。

第六个普遍误区，混淆普通犯罪与恶势力案件的财产处置标准。不少家属不清楚普通敲诈勒索与恶势力案件在财产处理上的差异，简单认为只要涉案，全部财产都会被没收。事实上只有被认定恶势力之后，才会对涉案财产采取更为从严的处置规则，普通敲诈勒索案件仅追缴对应的违法所得，合法财产应当予以保留。

破除以上六大认知反差之后，我们再来列明恶势力法定认定要件。依据《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认定恶势力，四项要件必须同时齐备。第一是人员组织要件，要求经常纠集三人以上相对固定的成员；第二是行为手段要件，以暴力、威胁或者软暴力手段实施违法犯罪；第三是客观行为要件，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，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；第四是危害后果要件，扰乱经济、社会生活秩序，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且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。四项条件是并列关系，缺少任意一项，均不能认定恶势力。

结合法定要件，我们进一步区分实务当中不会认定恶势力的情形，以及需要高度警惕的高危情形。

属于以下情形，一般不应当认定恶势力。第一，行为人单人独立实施职业打假索赔，即便作案次数较多，已经涉嫌敲诈勒索犯罪，因不具备三人以上纠集的组织特征，依法不能认定恶势力。即便案件处于扫黑除恶排查范围，也不能仅凭作案频次、职业化谋生属性，人为拔高定性。第二，二人或者三人仅属于临时搭伙，仅仅少量参与索赔事务，人员并不固定，没有形成常态化采购、谈判、收款的分工模式，即便构成共同犯罪，也达不到恶势力的组织要求。第三，即便多人参与索赔，沟通协商仅限于陈述损害事实、告知正常维权渠道，没有使用批量投诉轰炸、网络曝光施压等软暴力手段，欠缺恶势力所要求的手段要件。第四，纠纷源于真实存在的商品瑕疵，维权诉求针对本次侵权事实，没有面向不特定商家批量实施胁迫牟利行为，未造成行业层面的恶劣影响。

与之相对，具备如下情形，案件存在被认定恶势力的高度风险。第一，纠集三名及以上相对固定人员，形成稳定分工，部分人员负责采购商品，部分人员专门负责和商家谈判施压，部分人员负责收取赔偿款项，形成模式化运作。第二，将批量投诉、恶意举报、网络曝光、散播负面信息等软暴力作为主要施压手段，以此逼迫商家给付赔偿。第三，面向大量不特定商家反复实施索赔行为，在本地消费行业形成威慑，干扰商家正常经营活动。第四，已经造成多名商家迫于压力妥协赔付，对区域营商环境形成较为恶劣的影响。上述情形叠加之后，办案机关认定恶势力的可能性会显著提升。

在此作出相应的风险警示。首先要明确，不构成恶势力，不等于当事人无罪。单人多次职业打假，如果沟通当中使用要挟胁迫的话术，依旧可以成立敲诈勒索罪，只是排除恶势力从重处罚的评价。共同犯罪与恶势力要做两层判断，多人参与仅代表可能成立共同犯罪，不代表必然升级为恶势力。其次，恶势力的定性，既可以在侦查阶段提出，也有可能审查起诉阶段新增，家属不能因为现阶段文书没有载明恶势力，就忽视该方面的辩护风险。另外财产处置层面，如果案件最终认定恶势力，办案机关对涉案财物核查范围会显著扩大，家属应当区分违法所得与家庭合法财产，做好证据留存。辩护工作当中一项核心重点，就是逐项对照恶势力四项法定要件，审查案卷证据是否能够支撑全部要件成立，防范脱离证据的拔高定性。

最后给到家属行动层面的提示。第一，拿到案件相关法律文书之后，可以对照恶势力四项法定要件，对案件定性做初步判断，重点审查证据能否证实人员纠集的固定性、手段是否属于软暴力、是否存在批量扰乱行业秩序的客观后果。第二，不要被外界传闻干扰，恶势力是否成立，最终要回归案卷证据与司法解释标准，不要仅凭办案背景、案件人数、作案次数自行作出主观判断。第三，如果案件材料当中出现指向恶势力的相关表述，应当重点针对四项要件开展辩护工作，逐一抗辩不满足要件的事实，争取排除恶势力定性。第四，高度关注涉案财产的甄别，注意收集能够证明家庭合法收入来源的相关证据，避免合法财产被不当纳入追缴范围。

如果您作为家属，正在面对职业打假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，无法判断案件是否存在恶势力升格风险，不清楚现有证据对应的辩护方向，可以将案件基础情况，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提交，结合个案事实开展针对性法律评估。

律师简介

姓名：徐明锋

执业机构：安徽弘启律师事务所

现任职务：创始合伙人、刑事部、知识产权部负责人

政治面貌：民建会员

专业职称/资质：中级律师、专利代理人（双重资质）

社会兼职：

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

蚌埠仲裁委员会仲裁员

13085058235 ，合肥市庐阳区蒙城北路金丰商业广场16楼

二、荣誉奖项

合肥市第四届十佳律师

第三届合肥市优秀公益律师

合肥市司法行政工作表现突出个人

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死刑辩护律师团成员